某次和某人谈起应试教育之毒害，想起多年前自己成功打败应试教育的一段经历。
高三的时候，经常要举行“摸底”考试，每次考试，我的总分都被语文拉低，那是我学的最差的一门课。语文答卷时间一般是2小时40分钟，试卷中有很多选择题，每题三分。每次我都看不懂，只能凭感觉，所以经常很快就答完，接下来就开始“检查”，于是每次都因为把正确答案改错而失去20多分，而我依然乐此不疲。
但高考时，我在亲戚家住，亲戚在考前给我吃西瓜避暑。那天太口渴了，吃了大半个，就去考试了。
和摸底考一样，我又很快答完语文试卷，但因西瓜含水量过高，出现急度内急。

    可以肯定的是，看《孔子》之前，我没带任何偏见；
 
    我甚至说，“你可以抵制《孔子》，但要尊重别人看《孔子》的权利。我们抛弃不了孔子，我们是从孔子那个时代来的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一边砸烂自己的过去，一边成为文明航船。”
 

我一直想给章敬平（前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、《经济观察报》、《南方周末》记者）的新书写个书评，一是因为书名很炫，叫《新闻人的江湖》，另一方面，从去年十月开始，新闻业“江湖”不太平静。
从去年“十一长假”之前，我就陆续听到有关《财经》杂志变局的各种消息之后的故事极富戏剧性，原主编胡舒立和大部分采编团队成建制地跳槽，意图创办《财经新闻周刊》，现在又有了新的方向，“入驻”《新世纪周刊》。
胡舒立的两次选择，确实让我这样的旁观者“措手不及”， 我不敢也不能对其中任何纠纷下任何结论，只是觉得怎么会是《财经》？怎么会是舒立？她又怎么会选择《新世纪周刊》？
当我安静下来，你会发现，你还挺在乎她的。你在乎她是否能找到合适平台，继续打造她的新闻帝国，你尤其在乎她能否将新闻专业主义坚持下去，并影响更多的人，并影响我们的国家。

60周年庆典之后的中国，继续丰富多彩。在新闻领域，最具观赏性的话题是中国体坛两位大佬之争。
    袁伟民与何振梁，一个是卸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，一个被称为中国申奥之父，围绕袁伟民新书《袁伟民与体坛风云》，相继隔空喊话。
    后者称“好人不知道坏人有多坏”，这是极其严厉的批评，前者称说的都是事实。可以说，二人已“撕破脸”。
    事件起因媒体已多涉及，即袁伟民披露“国际奥委会资深中国委员”（何振梁），违背国家利益和组织安排，支持中国申奥的“敌人”韩国人金云龙，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，在竞选奥委会执委时，不支持国家荐的人，另有所谋，等等。

 
 
温总访朝，是在一个特殊时刻。此行一个主要目的是要说服朝鲜重返六方会谈——这个由中国搭建的外交平台。日本关注，美国关注，韩国更关注。
对朝鲜，中国无疑具有最大影响力（在理论上），中国每年对朝给予极多人道援助，这几乎是朝鲜获得外界补给的唯一来源。

山西，大量的煤，向外输送黑色“血液”，帮助“中国制造”行销全球，是为中国重镇，但这样的地位对山西的历任省长来说，却可能是一个“不祥之地”。
 
“2·22”特大瓦斯爆炸事故之后，山西省长王君情绪激动，哽咽、落泪、致歉。这是王君在山西的第二次流泪，上一次是他看望“9·8襄汾溃坝”事故遇难者家属时。
正是那次溃坝，才有了王君的山西仕途经历，去年9月，他还是安监总局局长，赶赴山西调查溃坝事故，就地转为山西省代省长。

范美忠先生最近又被舆论“翻”出来——他出任北京一所学校的文科教研室主任和潜能开发研究院研究员——这很可能意味着他将再次失去工作，因为他的“民望”实在太强。
其实，这个世界，对范美忠先生来说，注定会有太多坎坷。这两天，和几个熟悉他的朋友聊起，大多人用了一个词，“傻书生”，这些朋友，包括将自己定义为“自由主义者”的人。
从地震之后，范美忠的言论中，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，他早就把自己纳入“自由主义者”的行列。
但范美忠先生可能没有搞清自由主义的含义，比如他在地震中的作为，包括在地震后的言论，即使在自由主义旗帜高高飘扬的美国，也会失去工作。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绝不是道德的对立面，而对一个老师来说，他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，都要求他去保护学生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中国社会不给范美忠先生教师资格，即使“上诉”到美国，也不会成功。

林楚方/文

    12月23日零时21分，北京肿瘤医院，抢救黯然结束，中央电视台社会专题部副主任（原新闻评论部副主任）陈虻走到终点，47岁，电视界一代天才壮年辞世。
    陈虻的同事、朋友陆续赶到，领导们在考虑，如何料理后世，同事、朋友们则木木地站在一旁。人人心里都有杆秤，电视人陈虻的品质、才华和性情，早有公论。和CCTV的庄严不合拍的那头长发，历历在目，触手可及。

 
2008年的山西，对新闻记者来说，是“热土”，矿难、瞒报、省长辞职、封口费，新闻不断，但也是“沦陷之地”，央视记者李敏“涉嫌受贿”被拘，《网络报》记者关键在山西采访“失踪”，此后，媒体披露，关键也“涉嫌受贿”。
无疑，在记者和司法机构之间，大多数舆论倾向于前者，通常思维是，记者揭露阴暗触怒权势，权势滥用权力掩盖罪行，有人甚至这样形容山西：“警察来了打死，记者来了失踪，不来的逮来。”
这样的判断很有代表性，而对媒体人来说，却不能为上述判断主导，更应注意另一种声音，“记者也可能不是好东西，山西封口费事件的主角不就是你们记者吗？”，“凭什么把检察官当成西丰县委书记第二？我觉得检察院在程序上没什么不妥。”

 
 
    无论温州官员如何解释，赴美考察一事，已形成“丑闻效应”，“去了硅谷、英特尔、珍珠港……大家学到了很多的东西。”另一个官员辩称，“在拉斯维加斯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去参赌。相反，考察期间普通团员的公务活动很多，都是和各自岗位对口的，有对话，有交流。”
    这样的说辞，从危机公关角度看，还不如不说，就好像十几年前牛群相声里描述的那个处长，他为公款吃喝找到的理由是：今天是巴甫洛夫同志逝世纪念日，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，我们急需到全聚德烤鸭店吃上一顿烤鸭，以缅怀这位伟大的科学家（大意）。